在資訊泛濫、全球挑戰複雜的時代，圖解（Diagrams）成為引導人類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然而，它絕非新鮮事。其出現時間比書面語言還要早五倍，從石器時代的洞穴標記一路演變到今天的互動式可視化，這長達一萬五千年歷史的圖解思維譜系，為科學與藝術領域帶來新思考。
主動促進理解和創新的工具
圖解是連接抽象思維與視覺呈現的重要橋樑。人類已知的最早圖解之一，是在西班牙阿邦茨洞穴中發現的一塊約公元前13,600年的石板上。它不但描繪了山谷的地貌、水路和野生動物等地理特徵，更通過對路徑、狩獵場和獸群遷徙的具象化，暗示了時間和戰略元素。
這件文物揭示了圖解的基本事實：其不只是被動記錄，更是幫助主動理解和創新的工具。從洞穴壁畫到數字化形式，圖解正成為跨界於科學與藝術實踐之間的獨特創作模式。
圖解的科學性與藝術性
觀察發現，圖解在科學實驗室和當代藝術實踐中驚人地相似，這有助我們深入研究圖解式思維如何在兩個領域中生成知識，進而構建分析圖解的框架。我們從中總結出四種同中有異的圖解製作方法：
1)生成性圖解：用於創新性實驗的動態工具。科學家利用可視化方式進行腦力激盪，構建新假設與解決方案，而尼古拉斯．根斯特勒和朱莉．梅赫雷圖等藝術家，則用它開拓視覺和概念上的新可能。於是，繪製標記的過程成為一種思考形式，將原有想法不斷重構，從而產生新見解。
2)簡化性圖解：科學家和藝術家常創作出如羅蘭．巴特所說「質樸且神聖簡約美學」的圖像，即簡化至最核心的元素。科學家通過簡化或降低複雜性來控制特定變量或關係，而伊夫．內茨哈默等藝術家則將簡化推向極致，塑造出視覺鮮明，蘊含複雜心理意象的作品。
3)符號性圖解：網格、刻度、坐標軸等科學符號常出現在科學和藝術領域。科學家將其用於科學測量，而安玟炡等藝術家則重新詮釋，以生動且幽默的方式，通過客觀的科學方法重構主觀的童年記憶。
4)具身性圖解：科學家和藝術家均意識到肢體和動作在理解複雜概念中的重要性。科學家經常用手勢解釋分子相互作用或數學概念，而瑪麗艾拉．格雷爾等藝術家則將身體視為探索和交流的圖解工具。
科學的詩學：基於實踐的研究
上述這四種圖解製作方法常在當代藝術實踐中相互交融，這一點，正好在我於香港策劃的一場名為「好奇心櫃： 21世紀奇物館（A Cabinet of Curiosities: A Wunderkammer for the 21st Century）」的展覽中得到充分展示。其匯聚了40位國際藝術家和科學家的作品，探索圖解是如何形成人們對複雜現象的理解，有的作品更展示了不同圖解的合力作用。
本人的藝術裝置《Perpetual Motion》展出於其中，它包含一塊特別設計的地氈，通過符號性圖解和具身性圖解，把諾貝爾獎得主邁–布里特．莫澤和愛德華．莫澤關於大腦網格細胞的研究化為複雜的幾何圖案，參觀者可在這件裝置上穿行，以身體感受複雜的科學概念。另外還安排了現代舞者在地氈上演出，舞者形神相契，帶出作品將科學理解與身體體驗動態結合的深層含義。
另外，鄧伯軒的藝術裝置《慣性》同樣在藝術詮釋與科學精確性之間巧妙平衡。他移除了鐘面上的時針和分針，並以指南針取代秒針，將關於磁場空間和時間周期的迷人效果視覺化。這裝置在混沌與同步之間交替變換，既準確展示物理原理，也飽含對時間和聯繫的詩意思索。
連接過去與未來：成果與啟示
四種圖解方法及其在展覽中的應用反映一個事實：科學圖解與藝術圖解之間的界限遠沒有傳統認知中那麼涇渭分明。該發現為視覺思維的未來發展帶來重要啟示。
數字技術革新了製作圖解的方式，還擴展了圖解的表意範圍，如互動式可視化助力探索多維資訊，而擴增實境能將圖解資訊疊加到現實世界中。面對從氣候變化到人工智能治理等日益複雜的全球挑戰，整合這些方式至關重要。現代圖解製作者不僅在科學精確性與藝術洞察力之間搭建橋樑，還須連通人類認知與機器學習、地方行動與全球發展，以及過去經驗智慧與未來創新願景。
如此一來，圖解延續自洞穴壁畫起始的征程，引導我們以嶄新視角觀察、理解世界，激發對未來世界的想像與塑造。
作者簡介
Michael Whittle 是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藝術與設計系當代藝術副教授。他的跨學科研究主要探究科學與藝術在視覺化實踐中的交匯。他起初學習生物化學，後轉為學習美術，這一雙重學術背景影響了他對視覺思維工具的研究。他在英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取得雕塑碩士學位，並以日本文部省研究學者身份在京都藝術大學獲得雕塑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聚焦於當代藝術實踐中的圖解思維。
文 ： Michael Whittle
圖 ： Michael Whittle、Pilar Utrilla
中文翻譯 ： 郭麗雅
來源：《澳大新語》第31期
「學術研究」為投稿欄目，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