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歷史系李憑教授獲中國社會科學雜誌邀請,日前於北京舉行的“基礎知識系列講座”中,以雜誌社首席研究員身份分別就《歷史研究的困惑與歷史編輯的困難》和《中華遊牧民族的“兩河流域”》兩個講題發表演講。

李憑教授在演講中分享到,歷史編輯的困難來自於歷史研究的困惑,而歷史研究的困惑則要由它本身的問題決定。歷史學是一門總結性的學問,但又被賦予了站在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沿責任,這樣的困惑與矛盾讓歷史學的研究不能躲在書齋裡面。他鼓勵喜歡歷史、研究歷史的朋友、學者要走出書齋做研究,在縱的方面,既要追溯以往,又要面向現實,還要預示未來;在橫的方面,既要深化自身的分支學科,又要結合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甚至還要瞭解自然科學的發展動向。同時必須與歷史編輯結合;而歷史編輯也要及時反映歷史研究的動向,在編輯中研究,在研究中編輯,承傳歷史學的優良傳統。

談到中華遊牧民族文明的發源地,至今普遍未有共識,但李憑教授憑藉宏闊的學術視野和縝密的邏輯思維,綜合運用考古資料和傳世文獻,認為中華遊牧民族的文明發源地是在黃河中游的河套平原東端之套外,也就是由黃河支流大黑河與渾河的中下游圍成的四邊形盆地,即今行政區上的呼和浩特市區及和林格爾、托克托、清水河三縣。李憑教授借用人們熟知的西亞兩河流域文明的說法,稱大黑河與渾河為中華遊牧民族文明的“兩河流域”,為中華遊牧文明成長的搖籃。

李憑教授表示,早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該“兩河流域”就有人類在勞動生息。從春秋時代之後,隨著中原漢族勢力向周邊擴展,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接觸日漸頻繁,宜牧宜耕的大黑河與渾河流域逐漸成為雙方融合的焦點地區。1971年發現的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呈現出一番亦農亦牧、自給自足的莊園景象,說明有些長期生活在這裡的漢族人也接受了草原民族的文化。同樣,草原民族也部分地改變了原來的生活方式,從流動的遊牧生活逐漸轉向相對穩定的畜牧生活。這種歷史變遷,體現了遊牧和農耕分界線上異質文明互相影響的歷史實情,而對後世影響深遠的中國東農西牧模式,則推論在北魏定都平城後逐漸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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